同西方居住理念完全不同,住宅对中国人有着无可比拟的意义:刚需、户口、稳定性、发展机会、子女教育……当人们讨论起都市生活,“漂泊他乡”的孤独感往往同“还在租房住”划上等号;“站稳脚跟”的标志也常常是“在城里买了房”。也许正因对“拥有”太过在乎,人们反而对住宅内涵的精神性毫无想法——每个人过着千差万别的人生,却都住在差不多的房子里。
这一切的成因都有据可循。1998年房改后,房地产消费正式被作为拉动内需的发动机,声势浩大地运转起来。于是住宅被抽去建筑的内核,施以由内而外的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属性。
20多年的极速发展建设,让我们无暇顾及住宅本可以追求的多样性和精神属性,而用模式化的设计方式解决生产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封闭小区内,一幢幢高度相似的高层住宅楼被快速复制粘贴出来,随即立马推上市场等待抢购,“千城一面”的都市景观以极快的速率覆盖土地。
购房者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地段、户型、得房率、绿化率这些标准参数,却从未有兴趣和精力思考“家是什么”这种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市场提供什么,消费者就接受什么,并以高度一致的评价体系作为对住宅优劣的判断标准。
建筑师对此也保持缄默,他们刻意回避住宅问题,转而将设计精力投放到公共项目。因为他们意识到,对于住宅而言,已经很难有一个切入点让他们发挥专业热情——建筑学在面临房地产运行法则的时候是失语的。
历史的抉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造成了单一性困境。中国住宅建筑能够萌芽出什么新的可能性?建筑学又能做什么?也许答案就隐含在当下的局面之中。
反观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赫然发现一条从混融杂糅走向单一简化的崎岖路径。
二十世纪初,旧中国的住宅建筑呈现一种传统民居与西洋样式的混合状态——传统民居发展自各地人民历史悠久的居住智慧:应对气候、本土材料;而西洋样式则缘起于西方侵略者带来的各国建筑文化,因此在租界地区洋楼繁盛、恍若异国。这种外来的“政治强加”,导致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住宅混育出一种“文化叠加”。正如冯骥才所说:“从历史角度看,洋楼是西方入侵的一目了然的证据;从文化角度看,它却是本土文化一个奇异的创造。进而说,是在被动历史背景下主动的文化创造。”[1] 上海石库门、天津五大道、开平碉楼……无不是中西相融。虽然我们一致批判侵略行为,但从历史遗留物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看,当时民居建筑的丰富形式实属蔚为大观。
我们可以从国人对户型的偏执中理解出某种难以扭转的定式思维:人们选购住宅时并非首先思考“我要什么”,而是要求“别的房子有的,我的房子也要有”,同时还想要照顾到可能上门的父母、亲戚、朋友,可能面对的琐碎家务、可能来自客人对房子的评价……考虑了如此多的“可能”,唯独没有照顾自己在使用房屋时本可以享受到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因此户型成为了判断设计优劣的集体共识,放弃了多样性带来的个性化结果,转而将寻找栖息之所的过程割裂为一条条“户型指标”,非要在每条后面打上“已符合”的对钩才能安心落意。
而对于地产行业,消费者对户型的定式思维使得开发商在进行强排和平面布局时有了来自客户的统一评判标准。因此某种意义上说,高度趋同的住宅建筑的体量和布局生成法则其实是消费者与开发商共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中唯一被束之高阁的角色便是建筑师。如上文所述,住宅建筑师的身份被异化了成一个整合各种参数的工具,而这些参数正是来自于效率、回报率、“标准”户型的条条框框。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建筑师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威胁到他们的职业价值,因为机器最擅长的便是以逻辑计算的方式整合参数,从而输出最优解——若住宅建筑师的工作内容不断被动退守到如此机械化操作的境地,那么被机器取代只是时间问题。②
这种前端市场和末端用户之间东鸣西应的现况,不免让人联想到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后现代建筑语言》中所说的“建筑学的危机”:设计的结果是某种“基于速度和效用的经验公式(proven formulae)”产生的,“是按不露面的开发者利益,为缺席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制造的,并假设这些使用者的品味一定是一些陈词滥调(cliched)”。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极度单一的形式主义和粗略大意的象征主义”。[9] 对于这种危机的反题,多或少能为我们思考如今住宅设计时产生一些参考:摆脱“经验公式”和对使用者品味的刻板印象,转而根据当下的生活情景,设计师是有可能归纳出人们当代日常活动特异性的——这些新时代需求可以被作为空间操作的出发点,引入已经僵化的户型思考中。
客户趋向于接受这种对于装修风格简单化归类的成因或许非常矛盾:很多人对室内设计潜在的创新力不信任,同时又对室内风格之于生活方式的作用心存幻想。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负面装修案例,很多户主为了避免设计“翻车”,宁肯在保险的已有风格中做简单抉择,这样至少能保证他们实现已被大众广泛接受的“X式”,而不落入不伦不类的境地;与此同时,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室内装修的风格选择能够代表主人的生活趣味、甚至营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欧式意味着典雅,日式代表着极简,中式象征着积淀——但事实并非如此。风格所带来的表浅装饰仅仅是某种特定语汇的堆砌,日常生活的琐碎终将掩盖风格的外衣下不真实的形象。无论在整面墙壁上贴上多层石膏线装饰的欧式护墙板,还是仅仅做极简的踢脚线;无论是用大理石作为电视机背景墙,还是原木色悬浮电视柜;无论是镶木地板,还是水磨石地砖……并不会改变我们在已确定的户型内使用特定空间的方式:定义我们家庭日常活动的依旧是沙发、茶几、电视机组合的客厅,一张桌子、一套柜子的书房,以及各有一张床和一组衣柜的几个房间。
而且略显讽刺的是,我们在经典欧式风的书房内最常使用的仅仅是一张折叠沙发床;即使躺在客厅沙发上也只是用手机浏览短视频,而非打开嵌在精致背景墙里的电视。“风格”之于室内空间的意义,同“表皮”之于住宅建筑的意义毫无区别——都是对单调的内容物的渲染和掩饰,都是悬浮在实体表面上的一层虚拟的“增强现实”:的确能带来些许感官刺激,却也别无他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装修细节和家具软装对于住宅室内并不重要,但它们更为重要的角色是配合空间本身的特征——因为真正能够参与到生活方式形成的元素,恰恰是空间。
伊东丰雄为丈夫亡故的妹妹设计的私宅——中野本町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是一个形式非常简单的房子,用外围的U型连续的室内空间,包围着中部开放的庭院。连续的室内空间意味着生活场景的在室内不断流动变化;而当望向或者走入庭院后,沉静的纪念性空间则将活动停滞下来。这个项目的面积很小,小至每一个家具的形状和摆放、灯光的位置和角度都由设计师经过精心设计,加之建筑大面积使用白色,以及柔和曲线的墙面,所有元素都配合在一起,达成了伊东想要实现的流动感,“白色持续唤起白色,曲面一直唤起曲面”。[10]
开放并不意味着混乱和肮脏,而是让社区活动、商业活动、和居住生活产生符合使用习惯的连续性,用街区个性和居民的归属感而非小区围墙去定义和保护社区。
通常公寓楼的设计为了获取最大收益,一定会每层都保证填入尽可能多的居住单元。如果转变对住宅楼的想法,而在楼房中安插公共空间,会对居民生活方式注入新的可能性。例如,公共健身房和瑜伽室、设有卡座和会议室的公共办公及学习空间、进行棋牌类游戏的公共活动室等等,这些功能都是适合居民和访客在住宅楼内完成的半私密性活动。
对于高密度城市而言,额外的公共空间看似是对住房数量的浪费,实则不尽然。MVRDV在印度浦那的项目“未来之塔”是一座容纳了1068套公寓的巨型建筑。人口的压力、居民不同的身份背景是开放商一定要解决的问题。MVRDV上交的答卷是一座庞大的山形建筑,在安排完要求的单元数目后,还置入了多样性的公共功能:倾斜的屋顶提供了每层都能享受阳光的露天平台;立面上安置了一些敞开的“洞穴”,色彩鲜艳、穿透立面的同时与中部走廊相连。这些露台是邻里相聚和交流的空间,也容纳了诸如瑜伽或迷你高尔夫的活动。这种“垂直村落”式的策略解决了密度问题的同时,同时也促进了居民关系,增添了“楼内共享”的属性。
(3)反户型——室内空间的重构
居住者对新型生活方式的认知一定是从解除对户型的偏执开始。一方面,开放社区和附有公共空间的住宅楼如果提供更多的共享功能,很多活动就没有必要非在家中完成,因此房内可以留出一定的空间作为个性化的用途;另外,随着新兴的行业的不断产生、个人兴趣爱多样化,具有特殊功能的室内空间也会面临需求:专职配音工作者需要家中配备收音室、胶片摄影爱好者需要暗房、电影迷需要家庭影院、设计师需要开敞的绘图工作室和模型制作室……标准户型因其类型学上的单一性显然无法轻易实现这些功能——不同的功能对应着空间不同的尺度、比例、开放和私密程度、因此对住宅室内空间的重构能帮助我们重新获得思考住宅的原点。
万境设计(WJ STUDIO)的合山境项目,在挑高较高的地下室内安排了一个跃层空间,二层通高的开间被作为设计工作室。同时,夹层空间设置了一个可以开合的木格栅移门,让其可以在开放和私密之间转换。除此之外,地下室中还配备了一间冲洗照片用的暗房以满足主人的摄影爱好。
(4)城市更新的新局面
存量时代的条件下,旧楼回收改造、功能替换、以及“二手房”的翻修显然会成为重要的方向。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户型思维限制,甚至应该突破对住宅的想象:一些原非住宅的建筑,也许也能被改建成住宅。
位于美国华盛顿DC的赫克特公司厂房(Hecht Company Warehouse)是一座始建于1937年的摩登流线风格(Streamline Moderne)建筑,原本功能是汽车修理和装配。这座建筑最有特色的就是玻璃砖砌筑的立面和屋顶角落的多边形灯塔。2016年,这个建筑进行了保护性改建(Rehabilitation)⑥,成了一座零售和居住混合的公寓楼,包含了900多停车位、300个套间、超过10000平米的商用空间。[11]
户型方面,这个改建有很多限制。由于美国历史建筑保护规范的要求,封闭的玻璃砖立面不允许被大面积替换成开窗;更因为原本是工厂,大进深、接近1:1的平面比例难以实现非常通透的采光方式,因此一些套间的卧室不得已而采用高窗。房型从单身公寓(studio)到三房都有,但因原结构造成的诸多不便,每一个户型几乎都是独一无二,客户只能亲自去现场挑选才能知道是不是适合自己。
然而因为(相比于推倒重建)低廉的造价,这幢公寓房价和租金在华盛顿市内相对很低,加之丰富的公共功能和新潮独特的设计风格,以及地处具有活力的街区,它一经出现便受到了很多年轻人喜爱。
值得警惕的是,久而久之,大众开始无法信任建筑学的专业性带来的价值。由综艺节目《梦想改造家》近期引发的争议便可见一斑:所谓的精英文化格调和广泛的通俗趣味之间的博弈早已成了当代最火热的价值观交锋——住宅这样的通俗产品显然是这种对抗的主要战地。而建筑师夹在其间腹背受敌:无论在哪一方看来,建筑师的努力都是那么无关紧要,以至于艺术家和哲学家觉得他们粗俗表浅、普罗大众觉得他们自命不凡。这也是为何在其他类型的建筑项目中可被言说的理论根据和审美情趣,在嫁接到住宅建筑的时候产生了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很多建筑师宁肯设计独树一帜的售楼中心,也不设计雷同一律的住宅楼房。
这样困境的产生,归根究底是因为住宅问题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仍是民生问题,企图用设计策略解决不免捉襟见肘。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毫无作用可言:在大方向确定、决策落实、实体化的过程开始以后,设计师必须以专业的态度,在给出的条件下探索最优答案,并且应该自信这些答案能够为人们的住宅理念提供新的观法——建筑师们应笃信设计对于住宅而言依然有意义,即使这个意义的重建过程极其漫长。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这样极速发展的国家,一直强调自身文化属性的建筑学正在和政治、经济、市场相互缠绕纠葛着走向前路不明的模糊方向。而建筑师们也许只有先走入这重迷雾,并以此深刻自观、反思自己的职业,才可能达到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性——与其滔滔不绝地向圈外劝导如何摆脱西方影响、如何复兴历史传统、如何唤起大众审美,不如先思考建筑学如何同中国当代文化重新实现内在关联更为实际有效——如果住宅需要更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那么建筑学就需要更加关注切实的当下性。■
⑤ 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1972年提出的“防御空间”理论,主要观点是住户的领地意识(territoriality)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对于减少犯罪行为发生最为有效。其他要点包括自然监视(Natural surveillance,居民能够较为容易地观察住宅周围在发生的事),印象(Image,在住宅及周围设置产生安全感的象征性要素),周围环境(Milieu,可能影响安全性的周边特征,例如靠近警察局或繁忙的商业区)和安全的毗连区(Safe Adjoining Areas,提高周围区域的安全设计标准)。直至今日,美国的住房设计仍受防御空间理论的影响,它也启发了“犯罪预防环境设计”(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即CPTED)的学说。⑥ 保护性改建(Rehabilitation)是美国历史建筑保护规范下的一种翻修形式。对于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保护性改建在保留和限制性修复建筑立面、结构的前提下,对(已被弃用的)内部功能进行替换。
[1] 冯骥才. 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 新视觉书坊. 2000-9
[2] 路中康. 民国时期建筑师群体研究. 2009-05-01
[3] 一九九三年北京市优秀住宅设计方案选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09,第一版
[4] 安巢华. 房改历程 第一次房改大事记. 经济日报. 2010-03-25
[5] 黄银桥. 中国房改回眸:请记住1998. 时代财经. 2019-09-20
[6] 赵燕菁. 土地财政: 历史、逻辑与抉择. 城镇化. 2014, 1 (1): 1–13
[7] 任泽平. 中国住房存量报告:2021. 第一财经. 2021-06-24
[8] (德)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 译: 孙周兴. 2004-02
[9] (英)查尔斯·詹克斯. 后现代建筑语言. 译: 李大夏.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10] (日)伊东丰雄. 伊东丰雄建筑论文选:衍生的秩序. 译: 谢宗哲. 田园城市出版社. 2008-03-13[11] Allan Lengel. “A Landmark Readies for Change”. The Washington Post. 2007-06-18